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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解释》时，还发布了涉预付式消费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显示，2020年4月3日，黄某与重庆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舞蹈培训合同，培训期从2020年4月19日至2021年4月18日，黄某当天支付3000元培训费。黄某在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的培训场所培训至2020年6月21日，2020年6月22日，该公司通知此培训场所停止教学，要求消费者于6月30日前选择新培训地点，并声明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到场培训，公司不担责，消费者不得以此解除合同或索赔。黄某认为新地点距其居住地远，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于是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培训费用。

　　审理法院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黄某与公司的培训合同有效，公司单方更换培训地点，增加了黄某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致使其就近培训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法院据此支持黄某解除合同的诉求，判决公司返还黄某培训费2473.97元。

　　2023年3月，滕某与某体育公司签私教健身协议付费，课未上完私教离职。滕某要求退费遭拒，当时公司已注销。滕某遂将公司股东王某起诉至朝阳区法院，主张协议部分条款为“霸王条款”应无效，请求解除协议并让王某承担退款债务及利息。王某则称合同到期，是滕某自身未按时消费，不应退款。朝阳区法院依据5月1日施行的《解释》，认定健身服务协议中关于“私人教练服务需在有效期内使用完毕，使用不完过期作废”“私人教练计划费用不予退回，亦不可作为抵销任何其他消费，计划不可转让”的条款无效；并认定某体育公司闭店注销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滕某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款，王某作为股东应对公司清算后未结清债务担责。一审判决健身服务协议解除，王某赔偿滕某剩余课时费12240元及利息。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最高法指出，该案典型意义在于，在经营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应当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按合同约定的优惠方案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引导经营者信守合同、诚信经营，“在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时，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优惠方案，将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于经营者义务之外，将导致多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应返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款减少，经营者违约可能获得比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更大的利益，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公平原则”。

　　王某系某公司名下瑜伽店充值会员，该店闭店时其仍有8260元未消费。刘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薛某多次在朋友圈发送“高价收购经营不善店铺会员”“帮助消耗负债”“死客激活”等信息，自称提供前述中介服务，收取服务费用。2023年9月13日，刘某将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薛某。次日，薛某变更登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2023年9月28日，薛某申请注销某公司。注销材料显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但案涉瑜伽店会员大约有200人，还有40万元左右的预付款未消费。薛某称已将会员转给另外一家美发店，王某不同意去美发店消费，遂起诉请求薛某返还剩余预付款8260元。

　　“司法解释通过多项规定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例如，明确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经营的授权方需承担责任，在特定条件下将责任延伸至特许经营的特许人，规定场地出租者未尽审核义务的过错责任，以及明确不清算时清算义务人（如股东、董事）的责任。”陈磊表示，这些规定有助于突破空壳公司的限制，追究更广泛相关方的责任。此外，司法解释强化了对恶意行为的惩处，明确规定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既不履约也不退款并恶意逃避的行为，消费者可主张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