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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子的一头是煤炉烧的热水，便于给人家洗头，那时还没有蜂窝煤，用的都是煤球；另一头是搪瓷面盆和剃头家什。我母亲对此有所嫌弃，从来没有让我去体验过这种服务。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理发的价格，按照场地环境的优劣和服务项目的多少，大概是从5分钱到2毛钱不等。有些大人要刮胡子修脸，还要再加钱。我有个发小杨老三，家中有四个“光榔头”，他妈妈就去买了一个手推子，亲自操刀给四个孩子剃头，这样，一年下来要省下一笔开销。后来，我住金山大楼，也有一个邻居，他家三个儿子，也是自己在家理发，这还有个好处，即可烧点热水洗头。

　　我们“老三届”人上小学的时候，每周六下午要走出校门学工学农。我的小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就特别喜欢我。当时，高年级组织下乡劳动，如锄地、摘棉花等。她却把我介绍给翔殷路明朗桥东堍的一家理发店去学理发。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电动的剃刀，手推理发的“推子”，大拇指不能动，要靠另外四指捏把手。剃须刀要在帆布带上来回地刮擦，我第一次看到刮胡子，觉得这把刀这么快都要把人脸给刮掉。师傅用小刷子蘸点肥皂水，再用热毛巾往脸上一焐，毛发软了后顺着刮。理发店的师傅大多是苏北人（苏北人称“三把刀”——菜刀、扦脚刀、剃头刀），操着一口苏北话与来客天南海北地闲聊，打探家长里短，讲些小道消息——小小理发店是那个时代人际交流的“网吧”。这一段时间里，我只碰过没有家长陪伴来的两个小孩的头，用推子推了几下。师傅就再也没有让我实践过。

　　上海南京西路石门路的“南京理发店”“新新理发店”和南京西路金门饭店边上的“华安理发店”等等属于中产阶层光顾的店堂。有钱人家的太太、艺术家、演艺人员、教师去的居多。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不一样，每天都要面对学生上课，总要讲究形象吧，我们有一个音乐老师胡翰英，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头吹得真漂亮，拿起指挥棒挥动的时候，那个姿态太优美了。我高中同班的一位女同学，20世纪70年代初从插队落户的农村抽调上来，上海师范大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某中学任教英语，为了给学生一个好的印象，便去淮海路一家理发店烫发，花了7元钱。

　　我初中到高中的英语老师陈宗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其父跟荣德生、荣宗敬合伙在杨树浦路开办了申新纺织机械厂，家住复兴西路懿园小洋房，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每天都是油光闪亮的三七开大包头。有一次，他与我们一起打篮球，下场休息时，他头发有些乱，我很调皮，故意上去把他的隆起的包头弄弄乱，他把我手一拍，叫道：“小鬼，一块洋钿啰！”那个时候，同济中学的学生们大多数不知道他的名字，直呼他“大包头”。有一年，因我校有市区来的住校生，他们发现陈老师的大包头标准像，作为上海市理发行业青年发型的标准像，在南京路理发店展示出来了。后来，又在四川北路的理发店和五角场正规的“群艺”照相馆的橱窗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展示出了。1966 年夏天，“文革”的“破四旧”来临了，传言南京路上小将，逢到包头的就剪。陈老师肯定害怕了，因为他从市区到同济中学，55路公交要经过外滩，他一头漂亮的大包头从此消失——他后来一直剃着“板刷头”。

　　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上海普通人家来说，洗澡是个大问题。除非是住洋房的人家才有浴缸。我亲眼看到有一幢三层楼的洋房，每层的套间里头都有一个浴缸。当年，上海一般老百姓的住房人均不到4个平方，哪有“莲蓬头”给你洗澡。但是，上海的中、大型企业里都设有浴室的，作为福利还会给职工发一些洗澡票，冬季里，家属也可以享受几次。在我的记忆里，从小是在浴盆里洗澡的，浴盆是长条子的椭圆形。那时没有塑料制品，是用铁皮箍成的木盆，高不过30厘米，长近1米，烧点热水“淴浴”，就是这么度过的。

　　直到1955年，第二军医大学建造医大东村，六幢两层房子，每幢四个门洞，每个门洞里上下共四套。每套两大一小三间房，配有厕所、厨房，煤气灶的边上置有一个磨砂石的浴缸。所以除了冬天，其他三季都可以在浴缸里洗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户人家配有这三种设施，那就算是很齐全的了。我爸爸是妇产科的主任，分到一套。记得外科的吴孟超分配在七号底楼，他那时是主治医师，只分配到两大间，底层的另外两大两小，就再分给两户人家。三家人合用厨房、厕所、浴缸。每家都有几个孩子，洗澡就要相互之间事先沟通，合理安排时间。

　　虽然家里有了煤气灶和浴缸，到了大冷天，室内温度太低（那时没有室内取暖设备），也没有燃气热水器，要洗澡还必须到公共澡堂去解决。二军大校本部有一个很大的公共浴室，每人每次1角钱。1958 年前，我父亲经常带我去洗澡（后来，他调到新疆军区总医院）。有一次，在浴室换衣大厅，一位个子矮小的军人与我父亲打招呼，此人是二军大的副政委，大校军衔（军级待遇），据说，他的行政级别是7级（那时干部级别分为24级，13级以上才被划为“高干”），比二军大的校长、政委都高，因为是“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红军，文化水平低，只能安排一个闲职。他脱掉衣服后，乖乖隆地咚把我吓了一跳，我惊讶地发现，他全身有5处凹陷的弹痕留下的伤疤。左右上各一个，右大腿上有两个，还有一个在前胸，我父亲说，他前胸的那颗弹头还留在里面，令我好生敬佩。我就特意跑到紧挨着他的“莲蓬头”边上去淋浴，一直好奇地盯着他的伤痕看。这老干部真有意思，他发现了我的好奇，就说“小鬼，来，摸摸”，我不敢摸，就在他右大腿上的两个凹陷处摸了一下，真的陷下去很深。 他那么高的级别也到公共澡堂洗澡，展现了部队里干部、士兵打成一片的风气。

　　我插队落户八年，在上海郊区，冬天既没有洗澡盆，也舍不得烧大量的开水，根本没有条件洗个热水澡。我们生产队位于“跃龙化工厂”（上海唯一一家稀土提炼工厂，属于保密单位，对外称“303”厂）边上，一般农民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没有环保意识，厂里的废水就直接排进长江口了，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也受到污染，打井水不行，厂里就拉了一根自来水管摆在村头，供生产队公用。水管一米多高，夏天我需要洗澡，就跑到水龙头下，穿一条短裤，蹲下来弯着腰，蜷着身子冲冷水澡，直到11月底。这个工厂的老职工，看到我一个高中生插队落户当农民，实在怪可怜的（年轻的职工则因家中的哥哥姐姐被分配到外地插队落户，都庆幸自己进了工厂）。这个厂靠近我们生产队的一段围墙是铁丝网。有些地方露出不小的网洞。夏日里，我挑担路过此地，他们就会把厂里的冰镇酸梅汤舀一茶缸递出来让我喝。因为我插队半年不到，就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过文章。厂里食堂有位1967届初中生叫杨勇，一直想着作家梦，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会写作，想跟我讨教修辞、章法等，第一次来访还拎着几个花卷、馒头，到我的茅草屋里来学习。他知道我没有地方洗澡后，每次轮到他熟悉的门卫，就领着我去跃龙化工厂职工澡堂洗澡。厂里的工人都理解，没有一次阻拦过。他们厂里有班车，每天傍晚开往人民广场，我如果有事要回市区，也享受职工待遇免费乘坐。

　　我插队落户在罗泾公社新陆大队北王生产队，是上海市宝山县的最北面，再往北50米就是江苏省太仓市浏河乡阅兵村姚家宅。这个阅兵村紧靠长江的大堤上建有“阅兵台”，就是当年戚继光训练水兵和检阅的地方。生产队把我安置在村路口一间小茅草屋里，旁边是泥板弄起来的（此屋曾经是生产队放化肥和工具的地方）。茅屋的北面就是一个大化粪池，肥料一定要捂的，捂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上肥，苍蝇、蚊子一大群，生活环境很差的。化粪池边面朝东的小泥路上，搭有一个简易的蹲坑位，就是三根木头的一个支架（就像门球的球门）。第一次蹲坑，是下乡后的清晨一大早，太阳斜照过来，四周了无一人，安谧宁静。突然北面江苏沈家宅那边传来女人的说笑声，走过来两个农村妇女，我紧张得不得了，她们大概见我是城里的陌生人，还边走边回头，我顿时被弄得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我在队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农民很少有人来此蹲坑，他们离村庄数百米远，拉屎拉尿都得回家——怪不得有这么一说，叫“肥水不外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农民几乎家家都养猪，有的一年养两三头。猪的买卖统购统销，自己是不能杀的，猪养肥了出圈，绑在自行车后头去卖给供销社，可领取购物的工业券，再自己掏钱买回食用的猪肉。这是他们赚点日常生活零花钱的途径。同时，每家每户的猪圈的下面都摆了一个缸，猪的粪便就往缸里流，包括农民回来拉屎撒尿也倒在缸里。每隔一两个月，生产队就会组织一次“积肥”，大家都挑着粪桶排队集合，派一位值得信任的老农，负责依次估量各家粪便的成色，他拿一根“搅屎棍”，往粪桶里一搅，报出一个浓度的“成色”。一个粪桶装满算5 0斤，一对就是100斤，乘上浓度，这个钱就马上算出来了。各家各户挑出来的粪便全部倒入村头大化粪池里，到施肥季节了，大家就往农地里撒肥。当时，农民很少用化肥的。所以，粪便是值钱的东西。

　　生产队给我在大化粪池边上分了一分半的自留地。我种上鸡毛菜、小青菜，还学会搭竹头架子，让番茄、黄瓜爬藤结果，蔬菜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买肉则要跑到镇上。这些蔬菜很吃肥料，要施肥时，我就从化粪池里舀出来。几位顶真的农民告状到生产队长，说我私自用队里的肥料，这个钱怎么算？！有一天，队里开生产会，生产队长就讲，有人提出来小胡随便用化粪池中的大粪。此时我已经知道哪几个人告状的，就当面责问：“你们家出粪的时候，每一桶都要算钱，我天天拉屎拉尿在大化粪池里，你怎么给我付钱？怎么算？”怼得对方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