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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鸿胪井碑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是盛唐王朝派遣特使崔忻册封东北地方首领、正式确立该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直接历史物证。碑文虽简，意涵深远：“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寥寥数语，定格了盛唐的邦交盛典与边疆安宁。此外，碑身之上还留存着明清官员、学者览碑凭吊的题刻7则，历代文人的追思与感慨层层叠加，让这块石碑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载体。至光绪年间，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专程带人增建石亭予以庇护，是为唐碑亭。此碑体量恢宏，素有“其大如驼”的说法，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及日本学者渡边谅的实地测量数据：整碑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量约达9.5吨。碑大如驼，巍然屹立于旅顺黄金山北麓，面朝沧海，背倚山河，默默守望千年时光。

　　然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方承载千年文脉的石碑难逃厄运。其流失背后，正是日本自1894年起蓄意实施的文物掠夺计划。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不幸沦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取胜后，随即占领旅顺等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并迅速启动新一轮文物“搜集”，而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重点觊觎的目标。日本学者酒寄雅志在《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中明确记载，1905年7月，日本官方“大概是通过外务省由海军秘密委托内藤对旅顺唐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将碑石搬送到日本的契机”。此处的“内藤”，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他在1907年关于渤海历史的演讲中，也曾公开披露“当时去渤海的使者的事迹最近在旅顺发现”，间接印证了日本对这一文物的蓄意探查与图谋。

　　掠夺，最终以“搬运”之名实施。1908年4月，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致侍从武官长的报告所附《唐碑亭记》，清晰还原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唐碑亭由碑和石亭构成，位于旅顺黄金山北麓港口以东数百步处……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我军占领旅顺后……此唐碑亭被搬移到东京，现在宫城内。”1923年日本印制的《宫城写真帖》收录的照片中，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被公然置于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清晰可见的断痕，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它被暴力切割、强制搬运的惨痛历程。

　　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册封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它精准匹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中“有关历史……以及有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的核心界定，同时也完全符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关键要求。唐鸿胪井碑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分量最重的“流失国宝”之一。